历史上哪些传教士对中国有过影响？
远西教士来华，与佛教僧侣来华，是中华融合印度文化与远西文明的开端。
在诸子时代到汉朝，中华文化以根深又久远的文化来源为基础发展了人类那个时代最精深最丰厚最具体系完整性的思想文化。此后的文明发展史，则可以看做中华自身文明的继续展开生长，又把东西方文明融汇一体。其中，汉末到唐朝可以视为对东方文明的融合，包括北方游牧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又以佛教文化为有文明运动周期代表性。而自两宋到未来一两百年，则可视为中华文明对全球文明的融合，其中两宋到明代为中华近代文明的基础，西方自文艺复兴到清末民国的发展为融合对象，中华自明末到未来一两百年为融合过程。
而这两个融汇过程，有可类的节奏。
佛教创立于枢轴时代，与中国诸子时代差不多一个时代，但后汉传到中国，也就是一个文明运动周期的帝国后半段传入中国。
中华宋元明与近代之远西为一个大文明运动周期，即全球近代文明运动的东、西各半段。而西方文化以教士群体为承载先行于明末传入中国，也就是宋元明这个文明运动周期的帝国后半段传入中国。
佛教经七百年到唐代前中期中国化完成。
那么，西方文化自明末传入中国的融合消化过程自然应该到一百年以后到两百年左右为中华消化完成，全球文明经中华融汇而一体。让西方文化变成中华文明融合消化的材料，则先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断可落实矣！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传教士，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汤若望，利玛窦等人。
这些人奉行的是上层传教路线。汤若望就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等打动中国社会的上层人士，使得中国的士大夫们对他的态度逐渐转变。
明代士人王徵就是从德籍来华传教士（耶稣会士）邓玉函那里了解和学习了不少西方文化的科技知识，对此大感兴趣，而后向教士金尼阁、汤若望、龙华尼等学习拉丁文，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先进科技。
明崇祯元年（1828）王徵先以银300两为汤若望在西安购得住所，又捐银50两协助汤若望修建起一所小教堂，称“天主圣母堂”。稍后汤若望又募集资金，修建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取名“崇一堂”（即西安糖坊街***堂的前身），这也是明代陕西的首座教堂，从此***教在陕西有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传教事业正式起步。
德籍传教士汤若望像
与利玛窦等人的上层传教策略不同，法籍传教士方德望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向下层民众传教的道路。
对于中国上层士大夫来说，能够吸引他们的是教理中的精神文化蕴涵，以及与之相关的西方科技文化知识，而对于数量更为庞大的社会下层民众，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寄托和必要时宗教的“实用性”价值取向。能够打动他们的是新宗教的灵验性，若能使其产生一种崇拜心理，就能取得传教的成功。
方德望深知此理，他离开士大夫云集的西安，来到陕南汉中、城固、洋县一带，深入民间，以上帝之名广行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切实需求，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至今汉中地区还流传着方神父驱蝗、伏虎等善举。方德望的传教方法卓有成效，《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记载，仅1652年一年就有2699人受洗入教。此后直到19世纪，方德望当年生活过的村庄仍是***教信仰的中心。他本人也成了“圣人”，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方德望的事迹反映了耶稣会士们在中国下层社会传教策略的成功。
以上为中国历史上两种不同传教路线浅析。
说一些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吧。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字典多为竖版繁体，当下中国的字典则以横版简体为主，那么中国史上第一部横排字典在何时出现呢？这就不得不谈到英国***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因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第一部横版字典——《华英字典》才得以在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三年间顺利面世。
181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又译作《中英字典》，共六册四千五百九十五页。据原书广告，祇印了七百五十部。该书编写花了五年，印刷花了八年，前后共享了十三年。
《华英字典》由三个部分组成，是部首排列的中英字典，收汉字字头四万余，其主要依据是《康熙字典》。每个汉字下面附多音节词和成语，实际上是一部词典。马礼逊打破了汉字字典自上而下直排惯例，首创自左而右的横排，与英文的行序相同，方便中英对照和混写。
澳门马礼逊教堂
当然《华英字典》不仅仅是一部英汉字典，马礼逊认为，熟练的掌握一门语言就必须理解这个民族的风情、人文、历史、地理等各方面，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所以在编撰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包含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礼仪等方面，堪称是一部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
马礼逊编撰《华英字典》的原意是为了方便来华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学习中国语文，后来则成为对中国人传教的文字工具，确实，字典的发行极大的便利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开展。当然该字典的意义不局限于此，或许更为重要是在编辑方式和音韵学方面的贡献。由于***用了西方平常使用的横排版面，一定层面上促进了晚清在编辑方面与国际化的接轨，成为近代各地出版方言字典的先导；字典系统科学的按照音韵梳理和排版，也为我国的近代语音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